司法能量正在失血　詐騙問題豈止刑責

▲立法者有必要正視問題，研議針對情節輕微的附隨洗錢案件設立上訴門檻，或授權最高法院以不受理程序快速過濾顯無理由的上訴，讓有限的審判能量集中於真正需要統一見解的重要案件。（示意圖／CFP）

●陳擷安／科技集團法務

最高法院去年刑事詐欺收案量暴增至2902件，較前年激增近1100件，創下歷史紀錄，佔全年刑事總收案量的三成。數字背後的意義，遠比統計本身沉重，整個司法體系的消化能量，正在被一種犯罪模式悄悄掏空。

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先釐清最高法院的本質定位。它不負責認定事實、調查證據，而是全國民刑訴訟的終審堡壘，職責在於審查法令適用有無違誤、統一各級法院的法律見解，確保全國司法解釋的一致性。

最高法院承擔的是統一法律秩序的核心任務，然而當詐欺案以每年倍數成長的速度涌入，這座堡壘便逐漸淪爲清理案件的流水線，研究法律、形成見解的時間與能量被大量稀釋。法官的精力有限，花在比對繁瑣卷宗與龐大被告附表的時間越多，用於思考法律原則的時間就越少，法治品質也在這個過程中悄然下滑。

詐欺案之所以大量涌上三審，部分原因出在法律設計的縫隙。刑法第三三九條普通詐欺罪屬二審確定，原本不得上訴三審；但第三三九之四條加重詐欺罪則可上訴最高院。

現實中，詐騙集團的運作幾乎都會涉及加重詐欺或洗錢，而洗錢罪本身即得上訴三審。於是，即便是最基層的賣帳戶案件，也因爲洗錢的附隨罪名而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這個設計缺陷，在詐欺案件尚屬零星時或許無礙，但在詐騙已成國家級災難的今日，等同於爲案件洪流開了一扇無法關上的閘門。

立法者有必要正視這個問題，研議針對情節輕微的附隨洗錢案件設立上訴門檻，或授權最高法院以不受理程序快速過濾顯無理由的上訴，讓有限的審判能量集中於真正需要統一見解的重要案件。

量刑困難則是另一個長期被低估的技術問題。對法官而言，詐欺案最費神之處往往在定應執行刑。當一名被告身涉二、三十個罪名，如何在合併執行的框架下定出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的刑期，本身就是極爲耗費心神的法律工程。

司法院應加速推動量刑資訊系統的建置，讓法官得以參照同類型案件的量刑分佈，降低個案裁量的時間成本，同時提升量刑一致性，避免各院見解紛歧引發反覆上訴。詐欺案件的挑戰，在於案情龐雜與案量龐大同時並存，增加人力只能治標，制度工具的配套纔是根本。

面對詐騙猖獗，社會上最常出現的呼聲是重判、加重刑罰、修法從嚴。然而法院的實踐已給出清醒的答案。詐騙集團成員早已將法院判決視爲教科書，透過研究供詞與定罪邏輯不斷調整話術與犯罪手法，刑期對他們而言是可計算的成本，暴利則是難以抗拒的誘因。只要詐騙仍是成本低、獲利高的行業，重刑嚇阻的邊際效益就會持續遞減。有效的遏制，必須從提高犯罪成本的源頭着手，加重終點的刑度只是最後一道防線，卻常被誤當成第一道。

近年浮現的虛擬貨幣個人幣商問題，正是詐騙集團自我進化的典型案例。大量成員改以個人券商身分包裝金流，規避現行金融監管框架，司法審查也難以即時識別異常幣流，形成巨大漏洞。金管會應明確禁止虛擬貨幣個人幣商的經營模式，將所有虛幣兌換業務納入持牌機構管理，並強制要求交易所落實異常金流的即時通報義務。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亦須建立具備判讀幣流與鏈上交易紀錄的專業能力，否則犯罪集團將持續在制度縫隙中換皮再生。

金融與電信兩端的源頭管制，同樣刻不容緩。人頭帳戶是詐騙生態系運作的命脈，主管機關應要求金融機構落實帳戶異常使用的主動攔截機制，對短期內大量轉出、收款模式異常的帳戶即時凍結，並建立跨行共享的警示名單，從資金通路切斷詐騙血脈，取代被動的事後追訴。電信端方面，境外詐騙機房長期透過臺灣門號進行話務，主管機關對異常門號的識別與停話速度仍有相當改善空間，應授權電信業者在特定條件下以行政手段即時斷線，毋須坐等司法程序啓動。

最高法院的負荷過重，是詐騙橫行的結果，也是制度長期的缺失。若上游的供應鏈持續暢通，無論如何擴充審判能量，都只是在用更大的碗接漏水，屋頂的破洞依然存在。

一個健全的終審法院，應當有充裕的時間思考法律的邊界、統一歧異的見解，爲社會提供具有長遠意義的法律指引。當它被迫日復一日埋首於詐欺案的繁瑣附表，整個社會的法治資產便在無聲無息中流失。詐騙案量翻倍創紀錄，背後消耗的是全民共同仰賴的司法品質，這筆帳，從未被認真算清楚。

▼最高法院的負荷過重，是詐騙橫行的結果，也是制度長期的缺失。若上游的供應鏈持續暢通，無論如何擴充審判能量，都只是在用更大的碗接漏水，屋頂的破洞依然存在。（示意圖／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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