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安風險失靈的解方

（圖／高雄市衛生局提供）

高雄大社一家屹立30年的桶仔雞老店，在母親節聚餐旺季前夕，一夕之間成爲食安事件的現場。30人的家庭聚餐，9人上吐下瀉、1人脫水吊點滴-消息首先在社羣平臺Threads上爆料流傳，才輾轉進入衛政系統的正式調查流程。這是臺灣食安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體系出現系統性盲區的症狀顯現。

30年的經營歷史，是一家餐廳最有力的品牌資產，卻也容易讓消費者、媒體，甚至基層稽查人員在潛意識中降低風險警戒—這在行爲經濟學與風險溝通學上有個名字，叫做「熟悉性偏誤」（Familiarity Bias）。

回顧今年清明連假以來的連環食安事件，我們必須正視：氣候暖化使腸胃道病原菌（如沙門氏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活躍期提前且延長，疫後餐飲業的結構性缺工又同步壓縮了衛生管理量能。這兩股系統性力量在節慶聚餐高峰交匯，老店若未同步更新衛生管理標準作業程序（SOP），在高溫季節更容易成爲多點暴露的風險放大器。

仔細檢視這起事件的資訊流動脈絡，可以發現臺灣食安風險溝通至少在三個層次同步失靈：

第一重：環境衛生的預警訊號，未傳達到消費者的決策現場。 五月初臺灣氣溫已明顯升高，正是病原菌高度活躍的時節。與此同時，近期雙北密集爆發的都市鼠患，同樣是環境衛生惡化的前哨訊號—鼠類不僅能直接污染食材與器具，更是沙門氏桿菌等人畜共通病原的重要傳播媒介。

第二重：資訊管道倒置，政府公信力在社羣輿論中悄然流失。 民衆在 Threads 率先發文，才觸發媒體報導，再帶動衛政介入—這條資訊鏈的順序完全顛倒了正常的公共衛生應變邏輯。這種「資訊倒置」的現象，凸顯了傳統公共衛生通報系統的被動性與滯後政府無法建立更敏捷的數位事件監測機制，將持續侵蝕食安防護網的公信力。

第三重：事後懲處框架，無法在制度中留下記憶。 每一次食物中毒事件，結局幾乎如出一轍：業者停業、衛生單位稽查、媒體曝光數天後熱度消退。這種僅針對單一事件的「事後管制」，缺乏系統性檢討，無法在食安制度中留下可以降低下一次事件發生率的制度記憶。

政府的思維必須從「事後稽查」框架，轉向建立主動式風險溝通的制度載體。在食藥署對食安簽證制度的迴應中，我們看到政府仍侷限於事後究責的管制邏輯；但食安簽證真正的價值之一，在於它是實踐「知情選擇」的資訊揭露機制—透過公共衛生師、食品技師等專業第三方介入輔導與風險評估，並核發可視化的認證標章，讓消費者在選擇餐廳的那一刻，就能取得有意義的風險評級資訊。（作者爲臺北市公共衛生師公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