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事法失衡　保護與正義的拉扯

▲新北國中少年割頸案被害人父母。（圖／記者吳銘峰攝）

●楊智強／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

日前憲法法庭裁定受理《少年事件處理法》關於移送刑事處分疑義的評議，由八位大法官一致決議受理。這項行動不僅釋放出憲法層次的法理衝突訊號，更精確扣連了社會大衆對國中生割頸案二審宣判後的強烈集體焦慮。

社會需要的不是寬容到過猶不及的法律　而是能給予受難者真正尊嚴的防線

當法律精英辯論着移送標準與裁量程序時，被害家屬在庭上近乎絕望的控訴，揭示了被忽視的現象：當法律竭盡全力守護少年的「重生權」，是否犧牲被害人的「尊嚴權」與社會的「安全權」？

縱使行政院去年六月微調了前科塗銷門檻，試圖以「執行完畢三年內未再犯」作爲緩衝，但這層制度修補在血淋淋的命案面前，顯然無力。

現行《少事法》的邏輯缺陷，首在於「保護對象」的嚴重偏倚。爲了落實去標籤化，法律嚴密屏蔽加害少年的隱私與前科，初衷是給予迷途羔羊更生機會。

然而，這種「絕對隱私」卻在實務中成了被害方的資訊防堵高牆。被害家屬失去至親後，非但難以掌握加害者的矯正現況，更在法庭審理中淪爲資訊弱勢。

倘若黑幫組織滲透校園，利用少年作爲「法律防火牆」的情況愈發猖獗，少事法若仍堅持無差別的隱匿與塗銷，無疑是將社會風險轉嫁給無辜學生，讓去標籤化的美意淪爲包庇暴力的溫牀。

「修復式司法」在重大刑事案件中的實踐誤區，更令人質疑。修復的正義理應以被害人的療愈爲中心，而非對家屬進行道德試煉。割頸案庭審過程，據報導法官竟詢問被害家屬是否接受加害者「未來會孝順你們」，即反映了制度對情感勞動的錯置。

當加害者未曾展現真誠悔悟，司法體系卻試圖引導家屬走向「接納」與「原諒」，這在本質上是強迫被害者爲加害者的更生價值背書。若法律將加害者的可彌補性，凌駕於被害者的受難事實之上，這種修復就不再是正義的伸張，而是對創傷的再度凌遲。

對於前科塗銷制度，目前的修法方向僅是延後時間，並未觸及「犯罪情節差異化」的核心。法律假設少年因心智未熟而具備高度可塑性，這在輕微違法中或許成立；但在面對蓄意奪命的極端暴力時，其再犯風險與人格特質的評估，不應與一般案件等量齊觀。無視公共安全的盲目寬容，更是對法治精神的黑色幽默。

少年司法的本意是給予犯錯的孩子重生，但機會不應建立在對受害者尊嚴的漠視之上。立法與司法機關若仍採取「微調細節、避談邏輯」的消極態度，不願重構這套失衡的權利架構，少事法將難以擺脫「加害者護盾」的污名。

社會需要的不是寬容到過猶不及的法律，而是能讓正義被看見、讓風險被評估，並能給予受難者真正尊嚴的權利防線。

▼少年司法的本意是給予犯錯的孩子重生，但機會不應建立在對受害者尊嚴的漠視之上。（圖／達志影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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