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詐新趨勢 臺灣遠遠落後

詐欺犯罪早已不再只是零星個案，而是結合數位科技、跨境金流與組織分工的「詐欺產業化犯罪」。圖／AI生成，非新聞當事人

詐欺犯罪早已不再只是零星個案，而是結合數位科技、跨境金流與組織分工的「詐欺產業化犯罪」。其危害不僅止於個人財產損失，更深刻侵蝕金融秩序、破壞社會信任，甚至動搖國家治理與法治威信。

面對這種結構性風險，各國反詐政策已經快速轉型；相對之下，立法院12月17日通過初審「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修正草案，是否真正迴應詐欺產業化的實務挑戰，仍值得冷靜檢視。

從國際經驗觀察，打擊詐欺的核心趨勢，已經明顯由傳統「事後偵辦、加重刑責」轉向「事前預防、系統治理」。英國、新加坡、澳洲與美國，皆透過制度設計，要求金融機構、電信業者與數位平臺承擔實質防詐責任，並建立跨部門、跨境的即時協作機制。

以英國爲例，銀行被要求即時監測異常交易，並對可合理預防的詐欺損失負擔補償責任；新加坡則透過政府主導的跨部門平臺，整合銀行與電信資料，對可疑帳戶與門號即時凍結。澳洲更進一步設立國家級反詐中心，統一指揮與資訊整合，避免部會分工造成治理斷裂。這些作法反映一項共同理念：反詐不是單點執法問題，而是制度設計問題。

相較之下，臺灣此次修法雖展現高度政治決心，填補法律空白包括強化帳戶管理、擴大凍結與扣押機制、提高特定行爲刑責，增加對受害者保護，並賦予主管機關更多行政工具，但整體仍偏向「犯罪已發生後」的應對。對於詐欺產業鏈前端的制度性風險，着力仍顯不足。

首先，在金融責任設計上，修法雖加強對人頭帳戶與不法金流的控管，但對金融機構是否負有「防詐失靈責任」，仍採保守立場。相較英國要求銀行對可合理預防的詐欺損失負補償責任，臺灣制度仍將責任主要置於犯罪者與被害人之間，使金融體系多半隻是反詐配合者，而非制度性防線，結構並未根本改變。

其次，在數位平臺與廣告治理方面，修正條文雖授權主管機關要求下架與限制傳播，但對平臺是否負有合理注意義務，以及未盡管理責任的法律後果，規範仍停留在原則宣示。事實上，假投資廣告與社羣釣魚訊息正是詐欺產業鏈的核心入口，若平臺仍被視爲中立者，反詐效果自然有限。

再者，從治理架構來看，本次修法並未真正建立具實權的國家級反詐整合體系。雖有行政院打擊詐欺指揮中心，但反詐工作仍分散於警政、司法、金融、通訊與數位治理等多個機關，資料流通與即時協作問題依舊存在。相較澳洲設立全國反詐中心，或新加坡由政府整合銀行與電信資料，臺灣仍偏向各機關分工處理，制度整合明顯不足。

此外，詐欺犯罪高度跨境化，但修法對跨境金流即時凍結、海外資產返還與司法互助着墨有限。實務上，一旦資金外移，追回比例極低，即使破案率提升，對詐欺犯罪集團的實質打擊仍相當有限。

整體而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的修正，強化了國家事後介入能力，卻尚未完成責任分配結構的重塑。反詐的關鍵不在刑罰是否再提高，而在是否讓最接近風險的節點承擔相應責任。當金融機構、數位平臺與電信系統未被制度性納入防詐核心，詐欺產業鏈便能持續演化，最終仍由被害人與社會承擔成本。

全球經驗已經清楚顯示，反詐是一場制度競賽。臺灣此次修法是重要起點，但是如果無法進一步補強金融責任法制、平臺治理義務與跨部門整合架構，制度恐難追上詐欺犯罪的演化速度。反詐不是口號，而是國家治理能力的試金石；唯有治理思維前移，臺灣才能真正學到全球反詐的關鍵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