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博弈之理路與出

▲美中這兩大世界強權近來都面臨重大的內外政治理危機。中共解放軍高層人事清洗，凸顯其目前習當局的極左統治困境；美國川普政府目前的亂象，凸顯的則是其政策糾錯與轉向上的調適問題。（圖／路透社）

●約博／時政評論者

近來中國解放軍高層的人事動盪引起舉世矚目，大洋彼岸的美國當局也同樣因爲採行對等關稅與移民政策，引發其國內外的反彈與示威。美中這兩大世界強權近來都面臨重大的內外政治理危機。中共解放軍高層人事清洗，凸顯其目前習當局的極左統治困境；美國川普政府目前的亂象，凸顯的則是其政策糾錯與轉向上的調適問題。

文明發展有重視經濟發展的右派路線，也有重視公平正義的左派主張。前者爲「美國模式」所強調的政策作爲，後者則是「中國模式」所重視之價值取向。

筆者認爲，現今文明發展已無極左或極右的路線爭議，有的只是在左右兩者間擺盪所產生的時機與強度問題。亦即，問題所在僅爲擺盪幅度多大，何時該轉型，何時需要停止。而此時機與強度的選擇，無疑纔是考驗一個國家領導者智慧的重大課題。而這也正是觀察美中博弈兩種制度孰優孰劣的重點所在。

美國國力從二戰勝利後達到頂峰，因爲戰場都在歐亞，美國隔山觀虎鬥，提供同盟國軍備與武力支援，戰後並提供重建援助，戰後並主導成立全球政治與經濟的全球治理體系。二戰後美國在凱因斯經濟總體政策的指引下，享受了二十餘年的經濟成長的高光時刻。

然而，這樣的美好時光在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下，美國經濟上面臨了停滯性通膨的難解危機。直到1980年代雷根上臺，採取了貨幣學派的供給面經濟學的政策，也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政策主張後，美國才逐漸走出通膨與失業的雙重危機。

這種政策的後遺症造成美國後來的產業轉型，經濟產值從製造業轉往金融服務業移動，金融資本開始在美國國內大行其道。華爾街開始成爲美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這種現象開始將美國的製造業根基掏空，傳統勞動密集的製造業紛紛出走發展中國家，尤以當時的中國大陸爲大宗。

前述製造業的大舉出走，乃導致川普現象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失業率增加與製造業的空洞化，成爲川普高喊「讓美國再度偉大」的訴求能得到多數美國人民支持。而這些結構性問題就成爲川普2.0的主要政策着力點所在，例如對外以「對等關稅」要脅全世界將製造業迴流國內，對內將矛頭指向國內的非法移民這個攸關種族與人權的議題上。

▼失業率增加與製造業的空洞化，成爲川普高喊「讓美國再度偉大」的訴求能得到多數美國人民支持。（圖／路透）

反之，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大陸，在2012年進入習近平時代以後，開始從原先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右傾路線往左傾。習近平所揭櫫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理論包裝下成爲所謂「中國式現代化」，以茲與「美國模式」爲代表的西方現代化理論相互別苗頭。

習當局爲凸顯「中國模式」的優越性，開啓了其一系列所謂「舉國模式」的強國舉措。從2013年開始倡導的全球性「一帶一路」倡議，再到經略宇宙的航天事業，並以此開啓核導彈打擊的火箭軍軍種建置。

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在2013年以後以購買力計算的GDP已經超越美國，亦即代表美國自此以後成爲全球製造業產值最高的國家。也因此開啓習近平追求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目標。

爲達此目標，習近平採取的方式是有如秦國時期商鞅變法所採的富國強兵的作法。亦即，以高壓手段，採全民皆兵方式，讓國家在短期內國力得以大幅提升的極端方式來提升國力。

這種方式毛澤東時期也曾採用過，他是以「大躍進」方式試圖超英趕美，但最終以大饑荒的慘劇來收場。即便習雖然有鄧、江、胡三代改革開放下的經濟基礎，但走到習第三任期以後仍遭遇體制上的瓶頸。

首先2023年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的下臺，引爆了往後中共解放軍一連串的軍中清洗序幕。以苗華、何衛東爲主的「東南幫」等九位上將，於2025年10月四中全會前被集體官宣落馬。時隔三個月，以張又俠、劉振立爲首的「西北幫」也跟着落馬。至此，中國大陸的解放軍領導高層被徹底空洞化，至此，中共一把手習近平極權統治的諸多問題乃被提上臺面，成爲舉世矚目的重大議題。

其實中共獨裁統治所造成的問題，早在2022年新冠疫情期間的「動態清零」政策就已經顯露無遺。只是爾後的解放軍高層大清洗更加凸顯此極權統治下的後遺症。

相對比於美國與中國這兩大文明模式，美國在面臨右傾的新自由經濟主義政策下所造成的「金融資本主義」之諸多弊端，諸如貧富差距日益懸殊，以及金融投機的泡沫危機等。但「美國模式」具有權力監督制衡與民主制度下的政權和平轉移的機制，都使得美國的制度具有自我糾錯與轉型的功能。

反觀習近平統治下所採行的「中國模式」，固然可以採取「舉國模式」，傾全國之力在短期內推動富國強兵的超趕策略，但對於極權者本身可能存在的侷限性與有限性，則缺乏如「美國模式」般可以自動糾錯與集思廣益的機制與功能。就此面向而言，「美國模式」應有優於「中國模式」之處。

美中博弈先前中方喊出「東昇西降」口號，一時間震天價響。因爲「中國模式」的舉國體制的確在短期內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趕超作用。但隨着時間進程推移，極權統治下的領導者面對可能的獨裁者決策智略的侷限性，以及在人性與道德上的危機等因素，都會讓此種模式開始出現制度上的短板。

目前中國大陸軍隊高層清洗所引發的治理危機問題，無疑正考驗「中國模式」制度之可持續性與否的問題。領導者能否洞悉此文明發展背後之理路，進而走出一條可長可久的發展路徑，無疑是觀察中國大陸未來走向的重要指標。

正如中國古代先哲老子在《道德經》上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一個很硬的鋼鐵容易破碎，但像水般的柔軟方可無孔不入，歷久不衰。

倘若習當局能夠洞悉此道理，在統治的鬆緊以及治理的寬嚴上，作出更加彈性有度的調整，或許「中國模式」仍有成長的空間，美中博弈之棋局，仍有一搏之可能。

▼反觀習近平統治下所採行的「中國模式」，固然可以採取「舉國模式」，傾全國之力在短期內推動富國強兵的超趕策略，但對於極權者本身可能存在的侷限性與有限性，則缺乏如「美國模式」般可以自動糾錯與集思廣益的機制與功能。（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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